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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上有很多事情,看似荒謬而難以置信,卻都活生生存在過。看古代歷史可能沒有那麼大衝擊感,因為那年代離我們太遙遠,彷彿另一個時空的事。而近代史上那些瘋狂的歲月,則教人感受到一種似有似無的真實,明知那些風風火火離我們不遠,卻讓人更加難以想像,更加無法體會,也覺得更加可笑、可怖。

  1960年代的中國,一股破壞性的意識浪潮從政治面一路席捲而下,顛覆了所有人的生活,也改寫了人們對於原本該有的未來的想像。對知識分子而言,上山下鄉運動是一場超乎想像的風暴,他們被迫丟棄書本和紙筆,拿起鏟子和農具,走入那個他們從未體驗過的勞動世界。《沉雪》的故事就發生在這樣一個發狂的年代,主角孫小嬰在懵懵懂懂中被丟入勞動階級,她還來不及多做思考,就被迫在惡劣的環境和陌生的團體下尋求生存的道路。社會化是人類不同於動物的必經過程,在與人互動的過程中逐漸學習在社會中生存的方法。然而在那個年代裡的社會化,或者對知識青年來說的這種「再社會化」,是捨棄以往一切理所當然的思想、意識、生活及思考方式的過程。透過參與最艱難的勞動,消弭階級和意識形態差異,以最高壓的手段將每個階級的人們變成一個只擁有單一信仰,亦即毛澤東思想的集合體。將知識階級強行融入至工農為主的勞動階級裡,試圖讓他們在最險惡的地區裡學習到勞動階級的冒險、刻苦精神。結果是中國的科學水平在這段時期中成長遲緩,無數青年將青春奉獻給一個他們自己也不知為何虔誠的信仰,追求著與他們完全不相符的榮譽感而渾然未知,在以後的他們及外人眼中,那是個荒謬又悲哀的年代。有趣的是,也同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農村地區的平均知識水平被大幅的提升了,這是容易被人們忽略,歷史容易被誤解的一面。歷史沒有對錯,每個時代都只是一個意識推動的過程,真正能夠評論歷史的也許只有身處過其中的人們。

  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論,相信經由勞動和集體生活可以教育及「感化」個體,使他們奉獻己身建設一個只有群眾,沒有個人主義的世界。無數青年就在這樣的政策前提下,燃燒一輩子的熱情去建設國家。如孫小嬰一般身體瘦弱,天生不是勞動料子的男男女女,有些出於被迫,有些出於追求認同,更有些出於不服輸的性格,各種理由作用下,這群本該在書中、紙上建設新中國的知識青年走入大漠、草原、山林,在軍隊環境下以刻苦為榮、艱難為樂,為中國建設貢獻生命。這種政治思維,這種社會現象,在今天的我們看來難以相信,甚至是可悲又可笑至極的,但那確實是文革後期的一股熱潮。時至今日,同樣的現象似乎仍然在不同形式中繼續運行著,諸如服兵役、學歷主義、高壓教育等等,不都同樣是在一個過度簡化的可笑思維下所產出的政策或信仰嗎?一旦看清這點,過往發生過的那些歷史似乎就不是那麼難以想像了。現代的我們何嘗不是在重複著相同的歷史,相同的無奈呢?

  除了對那個年代的安靜鋪寫外,作者也用他們細膩又優美的筆觸刻劃了孫小嬰在那情感細緻的青春期裡,內心世界的糾結。面對環境的巨變和艱苦,她無暇去想什麼是對,什麼又是錯的。在她心裡,只有如何在這地獄般的世界中活下去,如何不被勞動帶來的疲累傷痛以及自己內心的悲傷所擊倒。但即使是在這樣極度壓抑的心理狀態下,青春期少年少女的情感衝動仍然沒有隨著外在環境而被消去,依舊在血液深處隱隱作動著。

  舒迪的出現,讓孫小嬰第一次認識到一種不同於革命同袍的情感,就像伸入深淵中的手,將她從黑暗中牽起。一種超越友情的感受在舒迪和孫小嬰兩人的心中竄起。漸漸的她們逐漸依賴起對方,孫小嬰因為有舒迪而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氣,舒迪則在保護孫小嬰的使命感中找到信仰。她們兩人並非同性戀者,但她們的感情也的確超越了異性戀霸權文化,在兩人的互動之中,我們能看見一種超出友情,卻也不同於一般愛情的情感波動,讀來溫暖感人,卻也因為她們所處的時代背景而替兩人感到悲傷無奈。即使在後來,一個叫秦銘的男孩讓孫小嬰第一次自我意識到何謂愛情時,她與舒迪間的羈絆仍然是她心中最牢固不可鬆動的聯繫。《沉雪》不僅僅可以被當成一本所謂的「知青」文學來讀,同時也是篇感人至深的愛情故事。

  釋放,就是死亡的另一種形式。這是孫小嬰終於離開那不屬於她的勞動世界時,所想起的一句話。即使是帶來苦痛的,人們與自己的信仰和本質間總有著不可被剝離的連結,一旦兩者分離,即便面前的是比原來更好的世界,人也像是死去了一樣,心再無歸屬。《沉雪》全書的文字讀來美麗,情節樸素安靜卻感人至深,作者將自己的親身體會轉變為小說情節,在一片黑色幽默中吐出對時代的感嘆,讓我們得以窺見那歷史狂潮下,身處其中的人們內心世界的樣貌,或許那就有如書名一樣,是片美麗卻深沉厚重的積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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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冷漠地在生活中進行這種對照,恰恰就是因為,我們目前的現狀就是冷漠和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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